财富新贵特刊:中国富二代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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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在财富上的迅速积累,给二代们带来了环境适应上的挑战

“我喝得起1万块钱的酒,你非要我喝10块的,那也没有必要嘛”

坐在北京工体南路的咖啡馆里,王夫也拿出一支烟,说了一声“抱歉,烟抽得有点多”,随后点燃了烟。烟雾缭绕之中,他显出被陌生人提问的不安。

通俗地说,这个生于1989的青年是一个富二代。他的父亲王中军、叔叔王中磊控制着中国最大的民营娱乐公司华谊兄弟,这家公司2009年在创业板上市,迄今市值逾人民币500亿元,王中军是大股东,持股23.6%,估值有人民币100多亿元。

和大多数中国富二代一样,他在西方接受了长时间的教育:在英国待了9年,读完高中到研究生的课程,2011年毕业回国。西方除了提供教育,也让他建立起了朋友圈子。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和他一样家境富裕,关系也延续到了他们回国。

王夫也将采访地点约在了朋友新开的咖啡馆,那是他在英国留学时的朋友。这个年轻人将咖啡馆开在了北京富二代群体常常出没的工人体育馆附近,宽敞稀疏的空间、古典英伦风格装修,透露出它并不以日常上班族为主要客人。老板说,他希望那些准备晚上去工体附近餐厅、酒吧的年轻人,开场之前先到这里来坐坐。

工体一带的酒吧以其不菲的价格、聚集开豪车的富二代而闻名,这也常常给公众以富二代私生活奢侈腐败的印象。尤其是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中国,这种现象也常常成为引发公众讨论甚至批判的话题。

王夫也对此的反应是解释与捍卫。他称自己有过普通的童年,住过单元楼、吃过路边摊,只是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生活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你说我喝得起1万块钱的酒,你非要我喝10块的,那也没有必要嘛。生活标准摆在那里,这是父母创造的条件。”他说,“但不能说做事情不认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创造了大量白手起家的富豪。他们创业之初大多家境普通甚至贫穷,他们的子女也因此保有平凡生活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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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管理软件“大姨吗”创始人柴可,父亲在他初中时开始创业,后成立了贵州宏宇制药有限公司,是贵阳市的支柱企业,产业涉足酒业、地产等多个领域。但他的小学生活却是在贵阳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度过,同班同学的家里有卖牛肉粉的、摆地摊的、捡破烂的,后来连这所学校都不存在了。

随着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父辈在财富上的迅速积累,给二代们带来了环境适应上的挑战。

柴可念初中的时候去了贵阳最好的中学,高中被送到了北京的中加学校,大学则去了加拿大。每一次的变化都让他发现世界很大、很复杂。“每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有很多挑战,自己是很恐惧的。”他说,这也使他在加拿大打工时不敢去找看起来高大上的工作,惧怕与太多人打交道,直到第一份正式工作时开发软件帮助公司提升效率,自信心才得到加强。

朱樑则是在去了加拿大念书以后,遭遇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他的父亲在北京经营电缆销售。他在加拿大与中国的“富家子弟”结交游玩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放下富家子弟的身份,寻求不一样的生活,做义工、去餐厅当服务员,尝试将西方教育中的社会服务精神付诸实践,而这也多少让他在原来的圈子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也曾像不少西方年轻人一样,利用暑假在北美背包旅行、穿越荒野,却也更深地体会到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在他看来,相比于西方人对独立冒险与探索的追求,更注重批判思维与精神;中国人则更喜欢群体的热闹与接受已有的东西。

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对待财富与关系的态度。在《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中,中国的富二代宁愿花上1000美元一晚的价格寻求高级妓女的陪伴,也不愿开展一段正式而温暖的恋爱关系。一些富二代在年少时因父母的忙碌缺少爱与陪伴,因而内心孤独,很难向他人敞开心扉。

王夫也给自己找的事情是投资。中国当前的创投热潮,吸引着富二代们参与其中。

“二代三条路,无非接班、创业、投资。”这是王夫也对“富二代”出路的总结归纳。他将眼下的自己归到了第三条上,原因有三:创业的话,不是那种特别专注某个特殊领域、每天工作24小时不休不眠的人,“毕竟你的社交圈子广,不像那种踏踏实实做自己事情的创业团队”;接班又太早;投资则分两种,去投行或者自己做。“在投行接的都是大项目,听上去很牛,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说,“最后我就选了自己投资。”身在一个富裕家庭,他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承受可能的风险与损失。

在成立风险投资基金之前,王夫也以个人身份投资过不少项目,其中以游戏居多。“游戏这个行业以前特火爆,而且盈利模式超清晰,就跟电影一样,制作发行。”他说。但迄今为止回报仍是纸面回报,还没有退出的项目。他最接近于投资完成的一个项目,是大学时投资人民币200万元的一家节能公司,目前正在新三板挂牌操作中,“挂到市场上去才知道它的价格,希望二级市场去论证它的价值。”

告别单打独斗后,他在英国时的朋友付健忠,成了他的基金合伙人。付健忠也是富二代,他的父亲依靠有色金属专利创办了家族公司。在找到更有技术和投资经验的范黎后,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风险投资基金集结号资本,专注于天使和Pre-A轮的投资,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在人民币300万到500万元。王夫也投的钱全部来自于父亲,他们的有限合伙人(LP)也多是富二代,每人出几百万人民币,总共募集了1亿元的资金。

尽管还没有完整的投资项目,他们依靠各自的家族背景、影响力募到了资金。迄今,集结号资本成立近一年时间,他们平均每天看3到4个项目,已投资了20多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管理期在3到5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社交、电商、企业服务和智能领域重点布局,同时也非常关注年轻人的社交和消费。“现在90后尤其是95后的消费习惯跟大众是有些区分的,他们更需要定制。他们在网上聚集的方式、语言体系、表达方式都有些独特性。他们爱上Bilibili(2009年成立的中国弹幕视频网站,简称B站),爱玩弹幕,看cosplay(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的角色),也会产生很多明星的IP,就像少年偶像团体TFBOYS最早是因为在B站上发视频,才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范黎说,这是他们的投资方向之一。范黎是他们中唯一的70后,1999年从清华大学计算机毕业,原是龙翌资本合伙人。

一切才刚刚开始,项目的回报情况尚属未知,“这是我们第一期基金,有一个试错期,允许犯一些小错误。”王夫也说。

柴可是选择了创业的富二代。在去加拿大读书之前,他的父母就定下了规矩:只出学费,生活费自己挣。这使得柴可从大一开始打工,此后几年也在学校尝试过创业,从类似于8分钟相亲一样的交友项目,到承包酒吧,他发现自己喜欢创业。

他的困扰在于接班,这也是为数不少的富二代面临的难题。

2009年从加拿大回国后,他没有回贵阳的家族企业,而是留在北京创业。一年后积蓄花光,还卖了一辆车,他仍然一事无成。尝试过许多创业项目,但都没找到正确的方向。彼时他的父亲曾提出再给他一笔钱,不成的话就回去接班,但他没有答应。

“我害怕回去接班,”他说,“因为我不懂医药,不懂怎么去做好,担心把父亲的事业搞砸了。”

最终他选择继续在北京坚持。解决方案则是将团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接各种外包来赚钱,帮人做网面、App,另一部分则继续研发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到了2011年年底,他终于找到了做女性健康管理软件大姨吗的方向,并得到了真格基金的投资。

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富二代都不太愿意回去接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调研显示,在接班意愿上,只有20%的二代愿意接班,70%左右的二代更愿意自己创业,另有10%的人更喜欢专业性的岗位,比如律师、会计师、医生等。

两代人之间强烈的冲突,也常常发生在接班这件事上。

柴可的父亲虽然对他创业很包容,但也很沮丧。“他有一天眼泪哗哗快流出来的感觉,说‘我做的所有东西到最后还不都是你的,你就不愿意参与一下吗?’”柴可回忆与父亲谈到接班问题时的情景,也觉得无奈甚至伤感,此后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家族的事业,不管是提意见还是入股家族企业投资项目,都是对父亲的抚慰。

他也不排除以后更多参与到家族企业当中去,“不一定是首席执行官,可能会是董事。”他说,“这个时代能人异士很多,我可能会找比我更懂医药、在这个行业打磨更久更有经验的人来做总经理。”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峥在谈到富二代接班问题时曾表示,他在调研时最常听到二代们跟他讲一句话:“张老师,我特别想跟我的父亲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白手起家的机会。”而有意思的是,当企业面临传承挑战时,一代们也会向他感慨,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

美团网创始人王兴在互联网创投圈里被很多年轻人所敬仰。王兴的父亲在福建龙岩创办了水泥厂,年产值数亿,给王兴创造了优越的家庭环境。这让王兴的创业显得更有超越性,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的追随。

王兴善于迅速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并将之在中国商业化,成了100多年后的另一种“洋为中用”。2003年冬天,在美国留学的王兴看到SNS在西方发展得火热,便给博士导师请了长假回国创业。他最早做校内网,便模仿了Facebook的模式。这也成为王兴创业的基石,此后无论是创办饭否还是美团,他都沿用了这一思路。不受财富束缚与牵绊的王兴,更专注于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并将之付诸实践。

他和父亲对于家族企业财富的处理,也比较特别。《九败一胜》这本书里记录了王兴对父亲处理家族财富的建议:他不想继承父亲的产业,让父亲多捐款。而他的父亲也曾表达了对家族财富的看法:“总不能留下钱给他们,让他们只做个富二代吧。如果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花我的钱,那是悲剧。”撰文/谢雪琳 编辑/杨贵、冯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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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新贵特刊:中国富二代要做自己》有2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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