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缩减 中国城镇化面临挑战

renkou

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是中国人口红利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在李克强担任中国政府总理后,城镇化战略被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现在这一战略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与2014年同期持平,没有增长,且这一数字已连续近两年处于下降状态。“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说。

52岁的杨卫康是不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之一。随着年龄渐长,他已没有精力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外省大城市与四川乡村之间,也没有体力从事此前多年在不同城市修建地铁的工作。

他这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是中国人口红利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大龄农民工返乡的情况。”蔡昉说,在他的统计中,比杨卫康更年轻的农民工想要回乡的愿望都很大。“40岁到45岁的这个人群目前有2700万,他们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进来的意愿的。”他说。

与此同时,更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仍有强烈的意愿进城打工、看看世界,但这一群体的人口数量却增长乏力。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无论是按照农村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农业户籍的口径,农村16-19岁人口在2014年都已达到了峰值,2015年开始均呈负增长之势,今后也仍将负增长。

诸多经济学家开出了户籍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的药方,以让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留在城市,没有后顾之忧。

“这需要地方政府拿出资金为农民工提供公共保障和服务。”盘古智库理事长、城镇化研究员易鹏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但要做到这一点很有压力,考验政府有没有意愿和能力为此支付成本。

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想要融入打工所在城市的意愿和能力也并不强烈,城乡之间的分割依然明显。正在武汉修建地铁的王志国已经45岁,多年来跟着包工头在中国许多城市辗转,上海、昆明、武汉,哪座城市要修地铁,他们便前往哪座城市。他甚至从未动过留在某座城市的念头,只是在城市里挣钱,然后回到四川老家。

即使是固定在中国东部发达省份工厂里工作多年,很多农民工也未想过扎根于此。“我们只是去挣钱,可以有钱寄回老家供孩子上学和老人吃喝。”云南文山的李玉霞说,她和丈夫在江苏苏州的纺织厂等几家工厂打工,每一两年回一次老家,对他们来说苏州只是一个临时寄居地,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与他们无关。

“新型城镇化当中,很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解决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户籍要落下来,教育、医疗、养老要均衡,别让农民工和市民差别太大。”易鹏说。不过在他看来,城镇化更为核心的仍然是有产业支撑。过去30年,中国东部沿海在制造、外贸等产业的支撑下发展迅速,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城市群。易鹏认为,这些地区以城市群为背景再发展城镇会有优势,但对于产业基础薄弱的中西部来说,城镇化的难度就会增大。

“未来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2020年要解决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其主体还是西安、重庆、成都、长沙、武汉、郑州这些有一定辐射能力、人口规模500万以上的城市。”易鹏说。撰文/谢雪琳 编辑/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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