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莫测的作风对苹果的研发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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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保密的企业文化对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构成障碍

“真正优秀的人不喜欢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工作”

人工智能界每年最热闹的行业大趴是神经信息处理系统(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会议。成千上万来自大学和软件公司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研究,探讨制作软件以迎合人类习惯的新方法。去年在蒙特利尔的会议上,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IBM员工提交了自己的论文,陈述如何让电脑的学习更快、更聪明,比如读取照片中的门牌号码,以确认一个地址。但是其中明显缺少了一股势力:苹果。今年的会议上,中国搜索巨头百度和Facebook将和谷歌、微软等一起提交论文。没有苹果。

人工智能先驱、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说,苹果的研究人员去年参加了蒙特利尔会议,但行事低调,除非被问起,否则不会透露他们是为谁工作。本吉奥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研究人员说,这家公司在大型AI研讨会上的表现一贯如此。“苹果对保密不是一般的在乎,”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理查德·泽梅尔(Richard Zemel)说,“他们恨不得完全置身其外。”苹果拒绝就本文置评。

别的大软件公司在设立研究中心,从世界各地招募成百上千的AI专家,争先恐后地发表研究成果。这种狂飙突进的文化成就了许多:谷歌的算法可以更准确地将语音转化为文本、给照片打标签;比Siri更智能的个人助理应用频频出现,比如微软的小娜(Cortana)和谷歌的Now;Facebook的软件可以告诉盲人用户,他们的朋友的照片里有些什么。

安大略古尔弗大学机器学习教授格雷厄姆·泰勒(Graham Taylor)说,苹果不允许新加入AI团队的人在LinkedIn或Twitter上宣布自己的职位。一位知情人士说,公司要求他们在离开办公室时锁上门。两位曾在苹果工作的人说,公司内部负责软件智能提高的各团队彼此之间也要保密。

苹果就是苹果。多年来,这家公司的气运一直与其神秘莫测的行事作风相连。然而,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大成功,就是在2010年跟一家创业公司买下Siri。跟其他类似软件比起来,苹果地图(Apple Maps)仍然在预测能力上有不足。“他们就这么在一边看着,不加入到社区中来,要想从现在的这股潮流中借到力,光是这样怎么行,”本吉奥说,“我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他们会一直落后。”

开发AI跟开发移动操作系统是很不一样的,除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之外,这个圈子可供招募的人才也较少。“真正优秀的人不喜欢在一个什么都要保密的封闭环境里工作,”本吉奥说,“‘我还能不能在科学社区里有一席之地?’‘我能有多大的自由?’这些是决定性的因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器学习研究中心主任特雷弗·达雷尔(Trevor Darrell)说,除了疏远业内的明星开发者,苹果的保密原则可能还会吓跑一些有潜力的毕业生。他说,对一个正在做出职业抉择的优秀学生而言,能够不断发表论文,保持在科学圈子的存在感,是至关重要的。谷歌研究科学家、伯克利博士后研究员瑟吉·莱文(Sergey Levine)说:“这样是很难搞科研的。”10月22日,谷歌宣布设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研究和论文发表的驻留项目,以进一步吸引专家。

苹果正在缓慢地扩大它的AI团队,收购Perceptio和VocalIQ等创业公司,还从包括微软在内的一些公司挖来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在公司招聘网站上有42个职位提到了人工智能,120个职位包含“机器学习”的字眼。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说,他们听说苹果打算发表首个重要AI研究,但是无法给出更多的细节。

9月,少数在保密方面能跟苹果一较高下的亚马逊(Amazon.com)让它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提高图片和语音识别AI系统效率的方式。(知情人士称,公司内有一个内部委员会负责审核论文,决定哪些内容是可以发表的。亚马逊拒绝置评。)AI创业公司Clarifai首席执行官马特·蔡勒(Matt Zeiler)说,任何想提高软件智能的公司,到头来都得让竞争对手学去一些招式。他说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非常想说说他们正在做什么”。撰文/Jack Clark 编辑/刘雅靓、张晓君 翻译/经雷

总之,苹果正在加紧AI方面的研发,但这家公司不愿发表研究成果,对其研发效率和人才招募都造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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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兴起最新热潮:编程要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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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12岁的孩子完全有可能开发出一款价值百万美元的应用,这无需拥有硕士学位”

“起初是我妈妈逼着我学,现在是我自己主动要学”

吴佩(音译)今年开始教6岁的儿子编程。在这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她希望儿子会喜欢学习这项可能对今后职业前景有帮助的技能。如今,吴佩已经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编程培训班,正在帮助100多名家长将孩子引入编程世界。

这位35岁的前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电脑程序员正在迎合一项与日俱增的需求:中国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热衷于让他们的学龄前子女,现在就开始为未来的职场世界做准备。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预测称,一些国家的半数就业岗位,很可能将被机器人和电脑取代。

中国各地正在涌现许许多多类似的培训班。雷诺•任(Reynold Ren)正在北京教大约150个小学适龄儿童学习使用儿童编程软件Scratch。这套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和开源软硬件开发商Arduino公司联合打造的编程工具,能够帮助使用者创建诸如机器人这样的交互式对象。在香港,大约2500名学生在米歇尔•孙(Michelle Sun)创办的第一代码学院(First Code Academy)学习编码课程。

“教下一代编程,应该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王九林(音译)说。他在西安创办的中国少儿编程网(Kidscode.cn)致力于提供免费的信息和编码课程。“即便是现在,中国的大部分程序员也只能完成非常初级的任务,对顶尖程序员的需求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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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课

吴佩曾经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思考,如何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龄前儿童介绍编程基本原理——毕竟,他们才刚刚开始学习数学和语文。

她最终决定先给孩子们在黑板上展示一个3乘3的单元格,并请他们玩一个游戏,用上下左右的简单方向来确定位置。然后,她又转换到一个数字系统,让孩子们用坐标来确定位置。

等学生熟悉了X轴和Y轴的概念,她就教他们在Scratch上玩简单的飞机游戏。孩子们着迷之后,她就鼓励他们学习如何设计类似游戏。

“通常情况下,老师需要借助一个游戏让孩子产生兴趣,然后再引入新的概念,”吴佩说。

南京妈妈张敏燕(音译)开始鼓励5岁的女儿跟着吴佩老师学习编程。她此前认为小孩子没必要学习这种课程,但在观看了一段视频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段视频中,一位美国儿童为朋友们编写了一个应用程序,以方便他们分享对流行歌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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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印象”

“那个视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2岁的张敏燕回忆说。“我想,既然孩子每天都在iPad上玩游戏,为什么不给她点指导,让她一边玩,一边学点东西呢?”

她还说,既然其他国家的孩子都在学编程,她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落在后面。

鼓励儿童学习编写计算机指令,也许有助于提升中国在科技价值链中的位置,使中国成为软件和数据工具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批量生产者和元件供应商。在将编程列入全国学校课程方面,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至少落后于16个欧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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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地位

“中国的学校都开设了信息技术课,有些学校甚至开始教编程,但相对于其他决定学业成绩的科目,这类课程处于次要地位,”吴佩说。“他们没有意识到,编程这门课对于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

奥巴马去年12月成为首位编写了一行代码的美国总统。他认为,这是应该教给孩子的东西。“没有人天生就是程序员,”奥巴马在7月份表示。“事实是,让孩子早点接触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像海绵一样把它吸收起来。”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有102万个软件开发岗位。该局估计,到2022年,“计算机软件需求的大幅增加”将助推这一数字跃升22%。

“一名12岁的孩子完全有可能开发出一款价值百万美元的应用,这不需要拥有硕士学位,”华创资本(China Growth Capital)合伙人熊伟铭(Wayne Xiong)说。这只风投基金管理着价值约5亿美元的资产。“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你至少需要21年的时间来测试你的投资回报率,它的风险太高,而且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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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机器?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学好编程就能确保孩子拥有一个金灿灿的未来。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信息技术和管理学教授汤姆•达文波特(Tom Davenport)认为,自动化的发展可能会使机器在10年内就承担大部分编程任务,“真的没必要让数百万3岁小孩学习编程。”他说。

预测今后哪些职业最吃香,无异于一场赌博。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9月份表示,在2012年需求量最大的10类职业中,有9类在2003年还不存在。

吴佩表示,她并不指望编程能够确保儿子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在她看来,编程是“另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也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今后几十年必须掌握的数字技能。

消失的就业机会

“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许多就业机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想未来20年的情形恐怕也是如此,”她说。“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他们需要跟世界各地的人才竞争。到那时,编程就会像英语一样,成为一种常规技能。”

让吴佩感到欣慰的是,编程已经加强了儿子的逻辑和推理能力。

她的儿子冯毅然(音译),每天在放学后花费大约10分钟来创建他想玩的游戏。

“其实我觉得编程很有意思,”冯毅然说。他最近设计了一个龙战骑士游戏。“起初是我妈妈逼着我学,现在是我自己主动要学。”撰文/Lulu Yilun Chen 编辑/张晓君 翻译/任文科

总之,中国兴起新浪潮:编程学习从娃娃抓起。编程培训班遍地开花,中国父母想让孩子学习这项技能,以便长大后找工作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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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才生二孩,新增人口或主要在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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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内也很难遏制因人口危机而带来的经济下滑

“下一步应尽快废除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北京,54岁的李红玉说起女儿,脸色黯淡了下来。她唯一的女儿如今正在美国读博士,一年也难得回中国一次。“年轻的时候能多生就多生一个吧,免得老了孤单。”在一场在线教育从业者的聚会上,她对同桌吃饭的年轻人说。李红玉就职于北京一家国有出版社下属的教育杂志,她的丈夫是公务员。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他们只能生一个小孩。

这项政策实施30多年后,中国面临出生率下滑、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危机,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为了应对正在显现的危机,中国在10月28日公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政策公布以后,中国不少省市都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热情并不太高。厦门市卫计委的调查显示,约3000位被调查者中,近四成的人都不愿意生两个,三成的人还在考虑。黑龙江鹤岗也同样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鹤岗调查队的调查,70%的被调查者都不愿意生二孩。

“接下来三到五年都会花在事业上,挣了钱再看要不要再生一个。”在北京,32岁的杨静茹说,她3年前生了第一个小孩,当了近两年全职主妇后,决定重新回到职场,在她看来当前没有时间与精力再生一个。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是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生二孩的普遍原因。

“中国‘50后’到‘70后’的想法比较相同,‘80后’‘90后’与上几代人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他们每年都会选择不同地区、城市对各群体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在对单独二孩进行抽样调查时,约有20%的人有意愿生二孩,但最终会落实的人只有10%左右。“80后的终生生育意愿还是挺强的,就是生育计划没想好,担心生孩子会影响到升职加薪。”他说。

新政或将对中国大城市的影响最大。在王广州的计算中,全面放开二孩后,大城市,而非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将是中国生育二孩最多的地方。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中国卫生部门提供决策咨询,以应对放开二孩后医疗资源的区域投放问题。

王广州曾通过建立样本库并运用数学模型的方式,计算出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2014年只会多出100万左右的新生儿,这与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官方预测数字200万有较大差距,但却被实践证明最符合现实。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1100多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06.9万对申请再育,申请率不到10%。

在全面放开二孩后,王广州预计中国由此新增人口会在2017、2018年出现小高峰,堆积人口约在430万左右,加上单独二孩的100多万,这两年堆积人口约有800万左右,此后中国生育二孩的现象又将回落、平稳。

而新出生二孩或将主要出现在重庆、上海、北京等较大的城市。据他计算,重庆是所有城市中新增二孩最多的地方,2016年到2021年间总新增二孩人口约在10万,排在其后的则是上海,也约有10万,北京排第三,约有8万。之后则是深圳、苏州、武汉、杭州、西安、成都、郑州,排名第十的郑州新增二孩人口约在4万。他也指出,这些数字也包括从外地到大城市生产的高龄产妇。由于高风险,一些小城市医院不敢接收高龄产妇,为了安全她们也只能向医疗条件更好的大城市转移。

此前,曾有不少预测都将目光投向了四、五线城市。西南证券曾发布报告称,新增婴儿主要来自30到44岁育龄妇女的补偿性生育,且主要来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撰写报告的分析师朱斌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物价高、成本高,人们的生育意

愿低下,中小城镇的成本则相对较低。

但王广州不认同这一观点。“三、四线城市很多都生过了,80后、90后都进大城市了。”王广州说,北京、上海的生育意愿虽然比较低,但它们是直辖市,行政级别相当于一个省,人口基数也大,它一个区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三、四线城市。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中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进行数学统计与分析。他也承认,这些数字还比较粗糙,需要更大的样本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计算,但上述城市生育规模的顺序误差不大。

无论哪个区域新增人口最多,更为一致的观点是这项政策能给中国带来的人口规模影响是有限的,它很难扭转中国劳动人口持续缩减和老龄化趋势,因此对房地产等行业及整体经济的影响比较有限。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近3600万人,至2.45亿人;到203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飙升1.49亿人,至3.58亿人。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比率)将从当前13%提高到2050年的39%,而整体抚养比(即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比率)则高达63%,这将给中国人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

彭博行业研究经济学家欧乐鹰和陈世渊认为新增二孩很难缓解中国人口困境,因为新增人口从出生到加入劳动力大军尚需时日,社会压力也会迫使年轻人更晚成家。

“预计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速只有6.1%,中国政府希望是6.5%,但很难。”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危机是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即使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内也很难遏制因人口危机而带来的经济下滑。

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刘渊也认为,从方向上来讲放开二孩对房地产市场会有正面影响,无论是人口增加还是刺激改善性需求,但短期找不到对市场有实际影响的数据。

他以上海为例,2014年上海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三房户型在新房成交占比中提高了3.1个百分点,2015年再次提高4.6个百分点,达到44.2%。看似单独二孩政策对房产市场产生了影响,但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三房户型就已经按照平均每年4.4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因此短期内看不出二孩对房市的影响。

易富贤主张中国应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旧的人口观念把人看成负担,就不可能鼓励生育。下一步应尽快废除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他说。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兵则主张通过改革,进一步挖掘中国的“人才红利”,而非已然失去的“人口红利”。他撰文表示,只要政策得当,通过迅速全面放开二孩,渐次延迟退休以

提升劳动参与率,让农民工真实落户永居城市,给予平等教育和培训机会,则中国劳动力质量将继续提高,最后配合创新,中国才可能冲出中等收入陷阱。撰文/谢雪琳 编辑/杨贵

总之 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以应对人口与经济危机,这些新增人口或将大量出现在大城市,但这一政策很难真正缓解危机,中国仍需更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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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遭遇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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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让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受益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也从中获益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急剧下滑时,世界其他经济体做到了安然应对。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同样的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

当然,中国经济滑坡已经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影响,毕竟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中国会拖累全球经济的担忧未免有些过头。中国经济低迷虽然让一些全球经济参与者明显沦为输家——大宗商品出口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也成就了一些受益者。事实上,中国经济低迷导致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暴跌,从而为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和美国消费者带来福音。

而正是有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受益者,世界经济将能承受中国经济较长时间的欠佳表现,当然前提是中国要避免硬着陆并继续推进经济转型——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和服务业导向转型。

“阵痛不可避免,”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Deutsche Bank Securities)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胡珀(Peter Hooper)称。“但只要中国经济放缓是循序渐进的,我不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会受到重大影响。”胡珀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就职26年。

经济增长疲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3日表示,未来五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应至少保持6.5%。这表明中共领导集体已做好准备,将迎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弱的经济增长期。

但咨询公司IHS Inc.驻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首席经济学家纳里曼·贝拉韦什 (Nariman Behravesh)称,即便6.5%的增长目标也显得过于雄心勃勃了。他预计中国未来五年的年经济增长率在5.5%-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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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经济增长放缓,几家欢喜几家愁 中国GDP同比增速(按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华顿咨询公司(Fathom Consulting)驻伦敦联席主管丹尼·加贝(Danny Gabay)称,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因此是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净供应方,而非净需求方。也就是说,相比美国经济突然减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得多。加贝曾在英国央行任职。

与20年前的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国际化水平更高,但预计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硬着陆”: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遭遇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速仅为1%左右)。

美国几乎安然无恙

据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经济学家的计算机模拟结果,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约0.5个百分点的拖累,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受冲击最大。美国经济(对中国出口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则几乎不受影响,美国消费者将受益于进口产品价格下跌。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经济学家戴维·利维(David Levy)说,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幅削减投资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已接近陷入衰退。

“问题是,中国经济一直依靠巨额过度投资的推动增长,如今它需要大幅削减投资,”身为杰罗姆·利维预测中心(Jerome Levy Forecasting Center LLC)董事长的利维说。该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州芒特基斯科。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影响都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因为中国的采购量远低于供应商预期。今年以来,彭博商品指数(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累计下跌近20%,降至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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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令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受益 数据来源:彭博商品指数

汽车制造商成为获益者。总部设在纽约的咨询公司阿利克斯合伙公司 (AlixPartners)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由于塑料、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下跌,去年北美汽车的平均生产成本每辆下降了591美元。对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 、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及相关供应商而言,这意味着超过10亿美元的潜在意外收获。

阿利克斯合伙公司驻底特律董事总经理马克·韦克菲尔德(Mark Wakefield)称,尤其不同寻常的是,汽车销量强劲,成本却在降低。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成本下降常常伴随着(源于)美国消费者需求减少。

对珠宝零售商Signet Jewelers Ltd.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体现在黄金成本下降上,该公司利润将从中受惠。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应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提振,”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米歇尔·桑塔纳(Michele Santana)在8月27日的第二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上称。此前这家总部设在百慕大首府哈密尔顿的珠宝公司公布,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长近20%。

由于航空燃料成本大幅下降,航空公司也受益匪浅。10月29日,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Deutsche Lufthansa AG)上调了对2015年利润的预测,因年中需求增长和油价下跌推动该公司第三季度营业利润飙升51%。总部设在德国科隆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称,今年燃料支出总计将达到57亿欧元(约合61亿美元),较去年减少11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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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航空公司利润飙升,航空燃料成本下降对利润构成提振 净利润(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油价暴跌为美国和欧洲家庭带来福音,他们的消费支出增加了。9月份,西班牙零售额创下9个月来最高同比增幅,因能源价格走软和失业率下降提振了消费者支出。

在美国,由于汽油价格下滑,美国人省下更多钱用于外出就餐和娱乐。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一些非常积极的现象正在显现。”温迪国际快餐公司(Wendy’s Company)首席执行官埃米尔·布罗利克(Emil Brolick)在11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说。“汽油价格正在下跌”,失业率在下降,房价在上涨。这家总部设在俄亥俄州都柏林的连锁餐厅运营商称,公司第三季度北美同店销售额增长了3.1%。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驻马尼拉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甚至可能在亚洲造就一些赢家。

制造业产能转移

随着一些企业因成本上升退出中国,越南和世界第二大服装生产国孟加拉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可能会增长。他说,印度也是如此,一些低端制造产能可能会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印度能相对较好地抵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连锁效应,”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位于纽约州伊萨卡)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印度对中国这个出口市场的依赖很低,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也对印度有利。”普拉萨德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任职。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下跌导致印度通胀趋缓,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抓住了这个机会。9月29日,该央行出人意料地将基准回购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降息幅度超出预期。

咨询公司HIS Inc.的贝拉韦什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有“令人慰藉的方面”。“它造就了一些赢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撰文/ Rich Miller 编辑/杨贵 译/许子轩

总之 事实上,中国经济低迷导致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暴跌,从而为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和美国消费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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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整顿风暴受调查人士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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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行动席卷监管层和证券业界

“私募一哥”徐翔和“发审皇帝”姚刚均在接受调查

在中国政府整顿股市而带走调查的人中有监管官员,有中信证券多名高层,还有一位顶尖基金经理。根据新华社、政府或所在企业公布的消息,目前至少有16人被捕、受到调查或协助调查。

上周又公布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受到调查的消息。

彭博新闻社一直无法通过这些人士所在公司、证监会或公开记录中显示的方式联系到他们。中信证券一再拒绝就本文所提8名员工的情况置评。

这些调查是在6月股市转跌后开始的。以下是已公开的正在受到调查或协助调查的人士:

对冲基金大佬

徐翔,现年不到40岁,因善于捕捉股价波动和在基金经理中的出色表现而享有“私募一哥”之称。根据深圳市融智投资顾问公司的数据,今年6-8月,中国业绩排名前10的私募基金里,有4支来自徐翔管理的泽熙投资。据新华社11月1日报道,徐翔因涉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票交易价格而被带走调查。

证监会

姚刚,53岁:中国证监会四位副主席之一。中央纪委监察部11月13日发布消息,称姚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中纪委常用这句话来指代腐败调查。姚刚在业内有“发审皇帝”之称。据财新报道,姚刚原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主任,被调查前在证监会分管期货部和债权部,曾领导救市工作。

张育军,52岁:中国证监会三位主席助理之一——级别比姚刚低一级。中纪委9月16日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这一措辞通常指的是腐败调查。张育军在中国证监会的职业生涯始于1995年,中途曾调任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2012年重回证监会,并且在今年8月至少主持了两次与券商召开的救市会议。

刘书帆,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他承认去年通过对两家公司的内幕交易,牟利超过500万元人民币(78.5万美元),以及受贿、伪造公文印章(买房相关用途)。

中信证券

程博明:中信证券总经理。他2001年加入中信,是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拥有陕西财经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新华社9月15日援引公安机关的话报道称,程博明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要求接受调查。

徐刚: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加入中信时间是1998年,负责经纪业务,是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徐刚是交代了内幕交易犯罪事实的四人之一。

于新力:中信证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根据中信证券年报,运营管理属于该公司经纪业务的一部分。新华社9月15日援引公安机关的话报道称,于新力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要求接受调查。

汪锦岭:中信证券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年报显示,该中心向执行委员会直接汇报。新华社9月15日援引公安机关的话报道称,汪锦岭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要求接受调查。

刘威: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加入中信的时间是1997年,管理该公司的资本中介业务。其拥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位。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刘威是交代了内幕交易犯罪事实的四人之一。

房庆利: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他是中信证券金融业务部负责人。房庆利加入中信证券的时间是1997年。根据《财新》杂志2014年的采访,他 在2010年受命负责建立中信证券大宗经纪业务。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房庆利是交代了内幕交易犯罪事实的四人之一。

陈荣杰:中信证券另类投资业务部负责人。根据中信年报,另类投资是该公司六大交易业务之一。据新华社8月31日报道,陈荣杰是交代了内幕交易犯罪事实的四人之一。

葛小波:根据中信证券网站,他是该公司全球首席财务官、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信证券10月29日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葛小波无法正常履职(正在协助调查),但未提供更多的细节。根据该网站,葛小波加入中信证券的时间是1997年。 撰文/彭博新闻社 编辑/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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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暴雨后 中国股票期权市场取代期货成为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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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50ETF期权的未平仓合约过去五个月增长了超过一倍

因为股指期货市场基本没戏了;投资者需要一个进行对冲的市场

造成市值蒸发5万亿美元的中国“股灾”已过去三个月,中国政府前所未见的托市措施造成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与此前相比黯淡不少;在有关部门指责期货加剧了股市跌势后,股指期货成交量萎缩了逾99%。决策者对程序化交易策略设限,禁止大股东减持公司股票后,股票交易减少了46%。与此同时,卖空交易的监管限制造成看空押注下降71%。

不过,中国股市的一个角落并未受到整顿措施的波及,且正在蓬勃发展,它就是九个月前在中国推出的股票期权。如今,交易员用这种衍生品来替代期货和卖空交易。中国内地交易所首个、也是唯一一种股票期权上证50ETF期权的未平仓合约过去五个月增长了超过一倍。

上海昭熠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李静远说,投资者转战期权市场,因为股指期货市场基本没戏了;投资者需要一个进行对冲的市场。

这些变化展示出中国股票交易员如何随机应变,应对使投资策略变得困难的各种限制政策。虽然监管机构尚未说明在股市动荡期间没有对期权市场设限的原因,不过李静远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当时被认为规模太小了,没有干预的充分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市场看上去壮大了很多。截至11月17日,上证50ETF期权未平仓合约为506810张,远高于6月中旬股市达到巅峰时的223552张。多数增长来自看跌期权。自6月底以来,看跌期权合约增长约三倍。

上证50ETF期权11月17日成交超过了225000张,沪深300指数期货成交量为22975。这与6月份的情形截然相反,当时期权日均成交量比沪深300指数期货低89%。在政府推出提高保证金和更为严格的头寸限制等整顿措施之前,沪深300指数期货是全球最为活跃的期货合约。撰文/彭博社 编辑/余文俊

总之 投资者转战期权市场,因为投资者需要一个进行对冲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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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橙”褚橙又在流行,这个故事三年前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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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橙引爆流行,不仅有褚时健的励志故事,背后是一帮前媒体人苦逼做电商

当一家创业公司告别初创期,艰难长大成人,都会有一种失落的时刻

【每年11月,著名企业家、昔日“烟草大王”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都会成为年度商业事件。褚时健70多岁,在云南潜心种橙十多年,是朴实创业、人生奋斗的典范。他与电商平台“本来生活”的合作,也是中国农业升级的成功案例。

三年前,初创不久的本来生活因为发掘褚橙题材突然走红,商周就记录了他们最初的故事。请重温《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年12月特写《褚橙进京:苦逼的电商逆袭》。

三年后,生鲜食品电商竞争激烈,本来生活已获B轮千万美元融资,员工增长到1200多人,今年销售额将达10多亿元。不过,团队有变化,那篇文章的两个主角,本来生活的前总裁助理杨学涛,目前在创业做孵化器方糖小镇,天使轮融资3000万元,要挑战潘石屹、毛大庆;本来生活的前运营总监、褚橙故事的操盘手胡海卿,后来成了农业电商专家,创办新农人社群组织星农邦,在不断寻找“下一个褚橙”。

至于褚老,今年87岁,目前拥有种植基地近1.5万亩,目标是2022年褚橙产量达到10万吨。他“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传奇创业故事,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的奋斗精神,可以参看《海底捞你学不会》、《褚时健传:我真实的人生》等书籍。】

月黑风高,杨学涛打了一辆黑车,匆忙从顺义郊区的库房赶回北三环附近的办公室。车流拥堵,他幽幽地说,“我们现在就是一帮农民做电商,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但按照装备采购理论,小米加步枪是很牛的一件事,因为小米有营养,易消化……”

这位曾经的媒体人,现在的“本来生活”网总裁助理,言必称自己做的食品电商。这样来回奔波的日子,一年半来他已经习惯到麻木了。但2012年11月他异常兴奋,往库房跑得更勤了——本来生活上线5个月,突然因为制造了“褚橙进京”、“励志橙”的营销事件而引人注目。

走进还有些空旷的库房,杨学涛和同事们就像一群战士走进战壕。为了应对汹涌的褚橙订单,他们不得不自己上阵,在冷风中连夜分装橙子。本来生活员工接近130人,每人都数次去过库房给客服部搭手。这些冰糖橙来自云南哀牢山,一路颠簸,一车有20吨,一个个橙子捡好装箱,共装4000箱,每箱装二三十个,上贴橙叶形状的Logo:“传橙•传承: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截至12月6日,本来生活共进货200吨。

一个普通的橙子,却意外引爆流行,在2012年11月的电商大战中激发情绪波澜,既令人惊讶,却也并非偶然。美国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Tipping Point)中提炼了三个条件:“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和环境威力法则”,即某些意见领袖或社交天才参与传播有感染力的信息,而这则信息正好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流行就会形成。

“励志橙”是一宗典型的引爆点事件,其“附着力因素”是昔日烟草大王褚时健75岁再创业,十年后褚橙首次进京;“个别人物法则”是媒体报道后王石、徐小平等名人微博转发,引发热议;“环境威力法则”则是年底的政经氛围和消费狂欢,需要某种精神宣泄……

此番热闹成就了名不见经传的小电商。但深入内部才发现,本来生活为今天的引爆已苦熬了很长时间。

南方报系背景+门户网站经历+电商快递锤炼+上亿资金投入+实干团队+暴君式管理……他们杀入淘宝、京东、我买网、沱沱工社、顺丰优选的食品垂直电商战场,声称要做中国网上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零售商),用电商实现“舌尖上的中国”。

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好几个员工在搬运水果、蔬菜。会议室门上贴着关于褚橙进京的剪报。再往里走,客服、市场、技术部门各占一个区域,大多数人的办公桌堆满了商品,不时有人穿来穿去。一块白板上写着大字:“1000单是我们干的”,周围布满员工的签名。

单日订单量过1000单的纪录发生在2012年11月12日,电商“双十一大战”第二天,本来生活销售褚橙刚一个星期。这时卖点已变成“励志橙”,本来生活运营总监、杨学涛以前在南方报系和网易的同事胡海卿说,“当时微博上大家都在回忆褚老的故事,觉得吃橙子很励志。”其实,眼前的效应都是这帮媒体人精心运作的。自从10月23日带了几个记者到哀牢山拜访褚时健,目睹本来生活与褚橙的签约后,胡海卿就等着一场“风暴”的到来,虽然他并不知道威力几何。

10月27日第一篇报道出炉:《褚橙进京》,写了85岁褚时健汗衫上的泥点、嫁接电商、新农业模式……该媒体官方微博发了文章后被转发7000多次。转发的人包括王石:“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他用巴顿将军的语录诠释,再次引起近4000次转发。

这是由衷的致敬。十年前,王石开8个小时的车上哀牢山,看到褚时健穿着汗衫,和农民为修水渠80元的价格讨价还价,兴致勃勃地谈论橙子挂果,感慨万千。“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后来王石多次公开说,他最崇拜的企业家是褚时健。如今,2400亩的果园已经变成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的橙子王国。

事情被放大了。

2012年11月5日凌晨,本来生活正式发售褚橙(此前十天是褚时健定的每年开摘日),订单纷至沓来。前5分钟800箱被抢购,当天共卖1500箱。本来生活的其它商品,水果、柴鸡蛋、有机牛奶、新鲜猪肉等的销售也被带动,网站订单量达到以往的三四倍。

但这波热潮能持续多久,本来生活的人心里都没底。第一车20吨褚橙原本打算卖两周,第一天销售近半后,有人提出该进货了,但他们意见不一,直到7日晚才订了第二车。中间断货5天,接着就上演了11月12日的故事。

当天早上,网民还沉浸在淘宝191亿元的疯狂中,也在浏览着“十八大”的信息,QQ弹窗忽然弹出了“励志橙”的消息。本来生活的网站流量瞬时激增,技术部门临时增加了20兆带宽。胡海卿一到公司,就被质问:“老胡你又干啥了?”客服也难以招架,每个客服接听了300多通电话。晚上七八点,他们开会商量准备进第三车褚橙,订单又猛增200多。

褚橙热持续发酵。“这哪是吃橙,是品人生”,“品褚橙,任平生”……不光在微博上,在一些公司活动、媒体年会、企业家俱乐部,都能看到褚橙的身影。很多企业家都发表吃橙感言。

“我吃这个橙子时,立刻想到的是我应该给褚时健写封信表示感谢,”柳传志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曾跟褚时健同台领过奖。“虽然他有错误,但制度和大环境也应该总结教训,企业办得好不好,一把手至关重要,不要杀了能下金蛋的母鸡。”

至此,褚橙效应到了胡海卿所说的第三阶段卖点“褚时健倾橙北京”,“倾橙有两层意思,一是橙子销量一直在突破,二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都在为褚老的精神所折服”。

引爆故事只是手段,重要的结果是玩转电商的残酷生存游戏。

“我们是媒体化电商。”胡海卿说,这是本来生活内部一致认定的事情。他们像媒体编辑部一样开展业务,称负责采购的区域买手为“记者”,买手搜集各地的独特产品上报给运营,后者为“编辑”。

本来生活每周的产品会叫“选题会”,马拉松式的漫长又充斥着争吵,每个产品都需要讲出卖点,每人都想做“封面”或“特写”。

但与媒体不同,他们不光讨论“选题”,还要试吃“记者”们带来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为了在4种大米中选出最好的一种,他们用4个电饭锅分别煮熟了然后挨个试吃,还不能有下饭菜,必须干吃,这样才能品尝出真实味道。

在多重考验中,褚橙却成为罕见的一次性通过的“选题”。本来生活西南片区“记者”推荐了褚橙,在场的人眼睛都亮了。杨学涛老家是云南,知道褚橙在当地已闻名数年,但还没打过全国市场。胡海卿以前做过多年人物报道,“褚时健是我们最想采访但采访不到的人物之一。”

当时是7月,本来生活还没上线,他们就部署这个“长线选题”了。巧合的是,一位有20多年农业经验的高层认识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李亚鑫(他在帮老人打理生意),很快就联系上了。正好褚老也在找云南外的市场,今年丽江给了他1500亩地,五六年后橙子成熟产能会翻番,他担心云南市场容量,双方一拍即合。

褚橙选品会上,那位“记者”说进20吨,大家鸦雀无声,被这个数字吓住了。之前他们进农产品以“盒”为单位,“进8盒还有4盒卖不掉,去找经销商退货”。但真跟褚老谈合作时,他们一咬牙,“我们先预订100吨。”(褚橙在云南的经销商多是以千吨订。)

现在后悔了。褚橙热卖后,他们催促哀牢山多提供点货。但褚老也没了,最后从别的经销商处匀了100吨。12月6日第十车,也是最后一车20吨,到12月底卖完后,这次褚橙电商狂欢就结束了。“要是当初订1000吨,我们就能供应到春节了。”胡海卿说。

下个引爆点是什么?

“不能总做特刊,对吧?What’s the next?”五常稻花香米?广东德庆皇帝贡柑?建莲有机莲子?杨学涛说,也许是孕妇食品,真正在吃上面舍得花钱的是给孕妇和儿童。

但无论是什么,电商营销噱头背后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库房。本来生活的库房占地4000平米,但仅用了四分之一,十几个货架按先进先出原则摆放着很多包装食品,再往里是冷藏区、生鲜区。“熟肉食品不能直接接触地面,要离地十厘米,”说起这些细节,一个粗犷的男人立马变得细致起来,“像橙子怕低温,晚上都要用棉被盖起来。”光是配送鸡蛋怎么不碰碎,都有很多学问。在推出“每日鲜”项目后,“我们真的是去京郊的鸡窝里面拿。”

看着媒体同行一个个变成仓储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专家,让人感叹“忍看朋辈成新鬼”。杨学涛去看过国内几乎所有电商的库房,“有段时间我真的是飘着走路,强度太大。”

他不能不紧张。2011年创业筹备时,他们还认为生鲜食品是蓝海,2012年各大电商都来分食市场。除了1号店、中粮我买网、沱沱工社,2012年6月和7月,亚马逊中国的食品分类中多了海鲜,淘宝上线生态农业,刘强东也借“京东爱情故事”推出生鲜食品。最大的民营快递公司顺丰速运也做电商屡败屡战,内部创业顺丰优选抢占进口食品市场。

除了学习、试错的成本,本来生活在快递方面成本也很高。它原本承诺在今年内都免运费(快递公司“微特派”是其兄弟公司),但这么多褚橙光微特派送不过来,它也跟顺丰等合作。

左手做快递,右手做电商,这是这个创业团队的特殊之处。

他们有类似的职业轨迹:从南方报系到网易然后创业。某种程度上,也是丁磊将他们推向创业之路。网易系创业都很成功,李学凌创办YY,关国光创办快钱,唐岩创办陌陌……喻华峰,人称“老喻”,原《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总经理,后任网易销售副总裁,2011年获上亿元投资,先后创办微特派和本来生活。

“老喻做过发行,对吃苦不抵触,”对自己的老板,杨学涛说,“这群人有底层情怀、道德上的优越感。”

做快递他们想让快递员比顺丰的还有尊严,做电商他们说要解决中国人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南方报系曾经的媒体精神为用户信任背书,当然,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农产品独立检测实验室。

但媒体人转型做电商,要付出很多痛苦的煎熬。“垂直电商选择一个小众群体切入一定有市场,一定要做出特色,做有机就要做真正的有机产品,”原当当网COO、淘宝商城创始总经理黄若说,大多数电商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愿意往纵深发展,只愿意做横向平台,“纵深太苦,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老喻选择电商类型时拜访了国内100多家互联网公司。他推崇乔布斯,希望产品简单实用,“老头老太太,不会用互联网的人也能在网上买菜。”他习惯作战式管理,最爱说的话是:“我要不停地用鞭子抽你们!”在他看来,团队虽然做得很苦逼了,但仍然缺乏创业精神。他经常讲当年《南方都市报》创业史,“大家一起睡地板,5点钟就敲别人的门,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脑袋决定屁股……”

但问题是,创业者再不疯魔不成活,世界上也并没有那么多“励志橙”等着你引爆。本来生活创业半年,有VC找上门来了。它自身对流量、订单、客单价(目前日均300元)、SKU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当一家创业公司成功后把天真无邪丢在一边,转而拥抱更加复杂的成人身份的时候,它都会有一种失落天堂的时刻。撰文/李潮文 编辑/丁伟、刘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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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乔布斯当上导演,也必定是数一数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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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与他起了分歧,而你最终能让他信服你是正确的,他立马就能欣然接受

“乔布斯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证明这部影片是不落俗套的佳作”

由著名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关于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新版电影《史蒂夫•乔布斯》10月9日在北美试映,10月23日在北美大范围公映。片方原先预计该电影公映首周将获得1500万至1900万美元的票房。但其在上映后第一个周末却只收获了670万美元的票房,在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网站的平均分也只有25%。据外媒报道,由于票房成绩未达预期,《史蒂夫•乔布斯》的发行公司环球影业已经从美国2000多家影院撤下该片。

苹果CEO蒂姆•库克、苹果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和乔布斯遗孀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都曾批评过该电影,大概是因为电影中的乔布斯跟他们认识的乔布斯并不一样。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创新公司:皮克斯的启示》,作者为艾德•卡特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埃米•华莱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已获中信出版社授权。1986年,史蒂夫·乔布斯从苹果公司的权力斗争中退出,与约翰·拉塞特、艾德•卡特姆一起创立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我们所知的乔布斯

那是1985年年底,我(艾德•卡特姆)在卢卡斯影业掌管的电脑部门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我们已经陷入了无人收购的绝境。只要有人对电脑制图表现出一丁点儿兴趣,我们就会发出欢迎的信号。好不容易找到了“门当户对”的通用汽车公司,眼看好事将近,却没有了下文。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乔布斯的一位律师在一次会议中把我和阿尔维拉到一边,说我们马上就要搭上史蒂夫•乔布斯这列过山车了。我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谁知竟是真的。这一路真是一段惊险之旅。

整整26年,我与史蒂夫•乔布斯并肩共事。时至今日,有关他的文字已数不胜数,但我觉得,这些文字远远不能把我所熟识的这个人全面勾勒出来。这些逸事大多只是片面地关注他异于常人的性格特征,以及他性格中比较消极和难以相处的一面,这让我深感无奈。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清一色将他描述成一个顽固、专横的人,说他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的理想,容不下一点儿妥协或变通,还说他常常会恫吓或强迫别人按他的方法做事。在大家津津乐道的逸事中,有关乔布斯年轻时的故事或许是真实的,但大家对他整体形象的认知却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在我与乔布斯相识的岁月中,他改变了许多。

在我看来,这个年头,“天才”一词被大肆滥用。但是,这个词放在乔布斯身上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然而在初识乔布斯时,他给我留下的是不可一世、傲慢无礼的印象。而他的这一面,正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我明白,想要理解乔布斯这种背离常理的奇才并非易事,我怀疑那些重点描写乔布斯偏激性格的人,或许正是看中了这些爆料的娱乐性。然而,如果让这些人写的传记充斥市场,我们就看不到故事背后的故事了。大家可能不难料想到,在我和乔布斯共事的日子里,他通过经营两家蒸蒸日上的成功企业,积累了充足的实践经验,但大家或许有所不知,乔布斯同时也越来越懂得把握分寸,他知道何时该对人施压,何时该适可而止。他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越来越睿智,也越来越谙熟与人的相处之道,这主要是他在和妻子劳伦的婚姻生活以及与深爱的孩子们的相处中摸索出来的。这一转变并没有让他放弃对创新的追求,反倒让他越战越勇。与此同时,他也蜕变为一个更加和善、更有自知之明的领导者。我觉得,皮克斯在乔布斯的成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家不要忽略,事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皮克斯刚刚成立,而乔布斯几乎将所有心血都用在建设NeXT上,这家公司是他被迫从苹果公司离职之后成立的。皮克斯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包括乔布斯本人。在与顾客的交涉中,乔布斯往往表现得过于强势,这有时能带来满意的结果,有时却适得其反。比如说,他代表NeXT与IBM签订了一笔1亿美元的合同,将NeXT软件的使用权授予IBM公司。这笔合同数额巨大,加之乔布斯并没有将NeXT软件新版本的使用权包括在内,因此从表面来看,这次合同是NeXT单方面的大获全胜。而实际上,乔布斯做得有点儿过火了,他在事后告诉我,这笔合同引发了许多不快,他也从中汲取了教训。

在皮克斯建立之初,乔布斯就感觉到这家公司有其特别之处,但他无法具体确定这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加上公司一路亏损的经营状况,让他感到万般沮丧。他的公司“烧钱”程度走在了时代前沿,他能否坚持等到皮克斯的潜力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呢?毕竟,他连这家公司到底能否有开花结果的一天也不能确定。什么样的人敢为这样一家公司投资?换作是你,你敢吗?

许多人都觉得,情感与逻辑所涉及的范畴是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乔布斯却并不这样认为。从一开始,在制定决策时,他就将激情视为逻辑推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初出茅庐的时候,乔布斯将激情融入逻辑的方式仍显笨拙,他会发表一些极端或激烈的言论,以期煽动听者来回应他。但在皮克斯,即便是在我们距离赢利之日遥遥无期的时候,乔布斯咄咄逼人的态度也已经收敛了许多,因为他发现我们在图像和叙事艺术上要比他懂得多。对于我们想要制作出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的构想,他表示尊重和支持。他并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也没有把他的想法强加于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我们也有过困惑,但乔布斯却从来没有质疑或轻视过我们的满腔激情。这就是最终让乔布斯、约翰与我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这股追求卓越的热情是如此诚挚,让我们三人在激烈的争执与痛苦的挣扎之后,仍能团结在一起。

拉德•伯德记得他刚加入皮克斯后不久,在《超人总动员》的制作期间召开过一次会议。会上,乔布斯评价说《超人总动员》的一些绘画看上去“就像周六早晨播出的动画”,意指汉娜•巴贝拉等公司制作的低成本卡通片,这话让布拉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回忆说:“在我听来,这话就像在说‘你妈妈是个荡妇’一样,真是让我火冒三丈。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安德鲁旁边说:‘老天啊,乔布斯刚刚说的那句话真让我恼火。’安德鲁压根没问我指的是哪句话,只是说:‘让你恼火的只有一句话吗?’”后来,布拉德才意识到,乔布斯并不是站在批评者的角度说这番话的,而是从对影片的支持推动角度来说的。乔布斯和布拉德都知道,动画片中的超级英雄角色大多是廉价制作出的拙劣产物,而乔布斯的言下之意,是在鼓励《超人总动员》把目标放高一些。布拉德说:“乔布斯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证明这部影片是不落俗套的佳作。这,这就是乔布斯。”

皮克斯之外的人有所不知,乔布斯与我们的导演结下的情谊是很深远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只是因为乔布斯欣赏这些导演的创意与领导能力,而导演们则反过来欣赏乔布斯给予他们的支持与建议。但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发现乔布斯和导演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具体来说,导演们有时会预感自己的构想到最后有可能完全行不通,但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构想时仍然会全情投入。宣传不失为一种测试构想的方法,通过观察观众的反应,不仅可以衡量出构想的价值,还可以让构想更加充实。如果这个构想没能博得人气,那么导演们便潇洒放手,然后继续寻找别的灵感。这种能力非常罕见,而乔布斯恰巧也具备此种能力。

对于那些行不通的东西,乔布斯可以很轻松地放下。如果你与他起了分歧,而你最终能让他信服你是正确的,他立马就能欣然接受。他不会因为曾经看好某个点子,便一直死守不放,即便是那些他笃信的理念。当他发现皮克斯的导演与他的做法相同时,就把他们当成同道中人。

但如果你在宣传构想时表现得太过热切,反倒可能弄巧成拙。也就是说,你的热情洋溢反倒可能让别人不愿在你面前坦率直言。如果你的个性过于强势,那么别人就可能因紧张而变得畏畏缩缩。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秘诀就是,在任何会议上,我们都应把重点放在点子本身,而不是去关注这个点子是由谁想到的。人们往往会过于重视点子的来源,如果某个点子是乔布斯或是某个德高望重的导演想到的,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全盘接受(或者不予批评)。但是,乔布斯对这种事情肯定不买账。已记不清多少次了,我亲眼看到他随口说出一个非同寻常的点子,为的只是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如果反响平平,他就会继续下一个话题。实际上,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他是在探寻如何最有效地组织和传达自己的构想。不理解乔布斯的人,会误以为他对自己随便扔出的点子抱着支持的心态,会将他表现出的热情或坚持误读为固执或倔强。而实际上,乔布斯只是通过大家对某个点子的反响,来判断这个点子是否有价值罢了。

大家往往不会将乔布斯描述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本人也很谨慎,一直都说自己对电影制作一窍不通。但是乔布斯明白,构思一个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他能与我们的导演结下友谊的原因。除此之外,这还是他在苹果公司发表演讲时用到的一个诀窍。他明白,在为面前的听众介绍某款新产品时,恰当的叙述方法往往能让沟通变得更有效。他的演说构思周密、打动人心,每一个听过他演讲的人都有同感。

在皮克斯,乔布斯会参与到项目中,帮助别人一起构思故事,我认为这个过程让他对人与人的互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影片更加打动人心。“这样安排效果如何”“那里能否引起共鸣呢”这样的问题让他的创意得到了释放,同时也让他看到,皮克斯的成功,与影片和观众之间产生的深深共鸣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看过人们之前对乔布斯作风的描述,你可能会认为,即便是面对一位敏感的导演和一部尚在制作中的影片,在提出建设意见时,乔布斯也不大可能懂得婉言相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乔布斯在这一点上做得越来越得体了。彼特•道格特记得乔布斯曾经告诉他,若有来世,他希望能当皮克斯的导演。我坚信,如果乔布斯真当上了导演,也一定会是数一数二的。编辑/张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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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征战全球, 它将如何拿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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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未来一年将进入中国100座城市,中国有可能成为超越美国的Uber第一大市场

“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综合体,这也让交通服务本身更复杂也更困难”

他是一个频频在全球各大城市惹是生非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敏感问题激怒的人。但是,在中国,他的态度和面孔却变得温和。

当《商业周刊/中文版》向他——Uber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lanick)——提起,著名的国际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都乏善可陈,并且把Uber这只美国的“独角兽”(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目前在中国面临的形势,形容为当年雅虎与新浪、eBay和亚马逊与阿里巴巴、谷歌与百度等公司在中国竞争的翻版,寻求他的置评时,并没有看到什么戏剧化的反应。

卡兰尼克只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Uber和其他来中国的跨国互联网公司都不一样,我们觉得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他继续解释,“这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松懈。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你可以说eBay和谷歌在某些方面失败了,Uber也有可能犯错,我们正在努力避免那些错误的发生。”

两个小时后,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一名稚气未脱的学生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发出挑战,请他评论Uber和中国的竞争对手滴滴出行的区别。“我们才是汽车共享模式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卡兰尼克回应道,用一种仔细斟酌过、含蓄却又意味深长的语气说,“我们总是创造新的东西……”

面对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卡兰尼克讲起了他的传奇:18岁开始创业,经历无数次拒绝和逆境,用5年时间把Uber做成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独角兽”。“你们看过电影《低俗小说》吗?”他说,“那帮罪犯争夺一个黑色密码皮箱,里面装着什么没人知道,但任何时候有人看到里面的东西就会为之错愕,瞪大双眼,它有一种魔力,可以超越和激发观者的想象力。在Uber,魔力比比皆是。”

卡兰尼克说:“Uber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设计师,助力建设未来之城,让你高效出行,再也不会出现今天我在北京遇到的这样拥堵的交通状况。”他向《商业周刊/中文版》透露,今年刚开始的时候,Uber在中国只有1%的份额,到9月份,市场份额已经在30%-40%之间了,“我们在中国仍然是第二,所以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对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挑战。”

好消息是,进入中国市场两年以来,Uber中国的业务规模几乎与Uber美国相当。据卡兰尼克今年6月写给投资者的一封电子邮件,Uber司机每天在中国市场上收到的订单量在当时正逼近100万份——这一数字几乎与2015年年初Uber全球业务量一样多,而这个成绩是在11座城市的基础上取得的。5个月之后,Uber在中国版图上又添加了另外11座城市,两年之内总共进入了22座中国城市。现在,在Uber覆盖的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351个城市中,广州、成都、杭州业务都已进入全球前五,广州已经超过纽约,成为Uber订单量最高的城市。

“我之前从未想过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业务增长。不过,在Uber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要进入中国。”卡兰尼克说。在过去两年,他已经来中国十几次了,以至于有人建议他申请中国国籍。“为了能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我必须多来几次。”

为了跟中国交好,Uber于美国极尽地主之谊——在9月底中国领导人的访美行程期间,西雅图的Uber用户打开软件,都会看到写有“欢迎中国主席到访”(Welcome President of China)的弹窗。卡兰尼克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马云、马化腾、比尔·盖茨等人一起参加了中美企业家论坛,不过他没出现在陪同领导人的合影中。在那张有扎克伯格、库克、贝索斯、杨元庆、刘强东等中美企业家的照片中,最年轻的面孔是Uber目前在中国最大竞争对手滴滴出行的创始人兼CEO程维。

在Uber5年的全球征服史上,卡兰尼克一直争议不断。当Uber在韩国被禁,他公开呛声“首尔政府还生活在过去”;Uber在堪萨斯被监管,他谴责地方政府“反科技”;在渥太华,Uber司机被罚款,Uber的态度是“罚款我出,车你照开”;在德国,卡兰尼克称竞争对手是“一个叫出租车的混蛋”……

但是在中国,他的强硬风格收敛了很多,显得温和、谦虚。“在中国做生意真的不一样,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并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冒险了一下,迄今为止还算顺利。”卡兰尼克希望拎一个有魔力的“黑色密码皮箱”,通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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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才是卡兰尼克的本性。巴黎是卡兰尼克萌生创办Uber想法的地方,但后来Uber在巴黎引发出租车司机暴力抗议,其高管被捕。今年6月25日,法国要求全国禁止使用Uber的私家车拼车服务软件UberPOP。7月3日,Uber法国市场总经理泰宝特·西姆帕尔(Thibault Simphal)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表示Uber决定暂停在法国运营UberPOP服务。

卡兰尼克并不沮丧,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以前的创业经历告诉我,抓住好时机很重要。”

2014年7月14日,在Uber于北京试运营两个月后,他亲自到北京三里屯,宣布Uber正式进入北京。“北京因为其重要性成为Uber不能忽视的市场。”他解释说,“美国的城市有不同的职能,华盛顿是政治,旧金山是科技,纽约是金融和设计,得克萨斯大部分是农业,但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综合体,这也让交通服务本身更复杂也更困难,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在国外,Uber以私家车为主,但中国禁止私家车营运,于是Uber在2013年下半年于上海、深圳、广州试运营,尝试与租车公司合作,推出了高端商务车Uber Black、中高档家用车UberX等,以耀眼的品牌和高端服务吸引用户。

一年后,Uber陆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推出杀手锏——“人民优步”。类似的服务在美国叫Uber X,在欧洲叫UberPop,“人民优步”这个有着中国特色名字的产品被Uber定义为非营利的拼车服务(Ride Sharing)。它收费比出租车还低,而收入(包括补贴)全部归司机所有。凭借该产品,Uber迅速在中国扩张,日订单数超过100万。

时机很微妙。几乎在Uber正式进入北京市场的同期,中国打车市场经过残酷拼杀,席卷全民的补贴大战,剩下的两个主要玩家——快的与滴滴——先后上线了“一号专车”和“滴滴专车”,一种类似Uber的专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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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上,Uber完全是个“新人”,它那些分布在几个城市的运营者在进入每个新城市时也是如此——初来乍到,却让自己迅速展开工作。

9月底出任Uber中国华东区总经理(负责上海、杭州等华东片区城市)的汪莹,曾经是Uber杭州城市总经理,负责该城市的业务运营。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之前在咨询公司贝恩就职,2014年12月经历了七八轮面试后得以进入Uber。“刚去的时候,我在杭州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回忆说,“到杭州那天,是我在Uber工作的第三天,之前我在上海办公室度过了进入Uber的头两天。”

她在杭州随手打开Uber应用,显示在线的杭州Uber司机数量是大约200名。按照通常为1:5的司机上线比例,她估计杭州全城安装上App的司机大约是1000名。这是比汪莹更早到达杭州、一个由5个人组成的新市场开拓团队在之前5个月的成绩。

Uber一贯的做法,是在还未进入一个城市前,先观察后台数据,看有多少用户曾在这个城市打开过Uber。当数值积攒到一定程度时,Uber总部就会决定派新市场开拓团队进军这座城市。新市场开拓团队在完成第一步市场拓展后,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城市总经理,自己再转赴下一个新市场进行开拓任务。包括城市总经理在内,具体负责杭州业务运营的团队有3个人。这是Uber在全球任何一个城市都采用的“总经理+市场经理+运营经理”标准团队构成。在Uber内部,这套在300多个城市推广过程中固定下来的流程,被称为“剧本”。

Uber公司第4号员工奥斯汀·盖特(Austin Geidt)是Uber开辟新市场的“剧本”专家。“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做推广时,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笔记,那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剧本’。后来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修改‘剧本’,使它变得更高效。”盖特说。

对杭州的三人团队而言,困难才刚刚开始。卡兰尼克在全球宣称Uber最大的特点是“一键叫车”,即3分钟叫来一辆车,而那个时候在杭州,乘客输入目的地后需要等待的平均时间是10分钟。

要谈更多的汽车租赁公司、拉来更多的乘客、与更多的本地机构合作……在杭州人还不能清楚叫出“Uber”的发音时,汪莹开始一家一家谈合作。“刚开始谈得非常辛苦,本地品牌完全不熟悉这个产品。”汪莹说。

转机发生在2015年春节期间。滴滴和快的在情人节当天宣布合并,专车市场版图突变。合并后的新公司对司机和乘客的补贴从此告一段落。不到一周之后就是春节,汪莹决定不回家过年,留在杭州。“中国很多城市的出租车和专车司机都是外来人口,春节期间大多数人都会返乡。对乘客来说很不方便,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事情。”

过年前3天,几个人闷在办公室开了一天会,临时决定,在春节期间对私家车车主和乘客分别给予两类优惠,同时联系已经合作过的机构做硬性推广。私家车车主在那段时间享有两至三倍的优惠;乘客方面,新浪微博上“UBER优步杭州”当时发布的信息显示,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下午16点前,杭州乘客花人民币188元,就可以召唤一个舞狮队进行5分钟的表演,并获得180元的车费红包;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杭州乘客只要在Uber的App中输入“happyuberyear15”,即可获得10次每次最高18元减免。

“只过了一个年,市场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在汪莹看来,这个短暂的补贴促销实际上带来了Uber在杭州的逆转时刻:“如果把春节前知道Uber的杭州人的数量比作1,春节后一个月再问,知道的人就有100了。”

今年10月底,Uber举办了进入杭州一周年派对。Uber杭州团队在这个派对上宣布,目前平均每两名杭州人中就有一位Uber乘客,Uber杭州单日业务量在全球城市排行中已经位列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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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汪莹这样的城市运营团队能够迅速拍板得益于Uber架构的扁平化,城市总经理对城市拥有极大自主权。在杭州,汪莹的团队可以直接调用Uber的所有数据库,实现产品的全球同步更新。“我们每发现一个问题,都可以和其他城市做对比。”汪莹说。“或许未来Uber会变得比较正规、臃肿、官僚化,但至少现在非常扁平,每个城市都像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在运营。”Uber上海前城市总经理王晓峰去年12月底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采访时说。

卡兰尼克认为本地化运营对Uber而言非常重要,他说:“有时候,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超过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打车业务太本地化了,我们希望能融入当地社区,服务当地社区。”

“地球人都挡不住Uber了”——这个网络热词指的是Uber那些花样翻新的创意营销活动,夏天,Uber一键叫冰激凌;情人节,一键叫特斯拉送玫瑰花;下雨了,一键叫船;创业热,一键叫投资人;你结婚,一键叫牧师……所有这些营销活动的创意都是本地化的。

Uber杭州团队策划过一场名叫“西子湖·摇橹船”的活动。用户在西湖边打开Uber应用,可以呼叫到湖上服务游客的摇橹船,载客泛舟前往西湖边的目的地。汪莹说,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一封信,一位在杭州乘坐了Uber专车的外国游客给Uber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西湖和湖上的扁舟。汪莹马上想到了Uber内部各个城市运营团队之间的交流简报——Uber各个城市的运营团队都在尝试以“交通”为主题,开展可以融合当地特色的创意营销。在Uber运营的全球其他城市中,不乏有水域交通网络的地方,其他团队有很多利用此类当地条件展开营销活动的创新点子和成型经验。杭州团队利用这些经验和创意点子,迅速在杭州西湖推出了一键呼叫摇橹船的营销活动,成为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热点事件。

“杭州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活跃的城市,Uber这样自由、灵活的方案容易受到本地老百姓欢迎,大家很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浙江工业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吴伟强教授说。

Uber在中国的每个城市运营团队都拥有着自主决策的权力。不过,从今年9月底开始,其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Uber中国将20多家城市按地理位置划分成华南、华东、北西(包括华北和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城市)三区。深圳的城市总经理罗岗升职负责华南区,成都的城市总经理张严琪负责北西区,原北京的城市总经理姜智亚调职去美国总部负责产品,杭州的汪莹升职负责华东区。

到目前为止,Uber中国并无CEO的设置——起到这个角色作用的,是今年4月加入Uber中国的柳甄。柳甄目前的官方职位是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她是滴滴总裁柳青的堂妹,曾在硅谷当了10年律师(其服务的客户包括Uber)。回忆做出加入Uber的决定时,柳甄说,她向卡兰尼克提出不少质疑:你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做好?你有多大的决心去做本土化?你准备给中国的经营团队多大的自主权?

卡兰尼克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答。“Uber中国”和在全球其他地方运营的Uber公司都不相同,并不是美国Uber的全资子公司,而是一个在中国设立的实体,独立融资。2014年12月,Uber宣布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及投资协议,百度成为Uber中国的投资人之一。2015年9日,卡兰尼克向《商业周刊/中文版》确认,Uber中国又完成一笔12亿美元的融资,“钱已经到账,投资者中既有本土机构也有国际公司。”

据柳甄透露,除了融资,Uber在中国目前的经营权和管理权都是独立的,并且“给所有Uber中国的员工都发股份,让每一位都有所有权”。目前,Uber中国的员工数量有300人左右,计划到明年年底至少再增加一倍。

在放权的背后,是小而精的城市团队。在杭州,目前Uber有14名员工,在上海,数量也基本是同一水平。“如何规模化业务?”卡兰尼克说,“有一个秘密配方,就可以维持高质量的服务。至于这个秘密配方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实际上背后支持这样精干团队的是来自全球的技术平台和数据分析能力。以Uber X的推出为例:2012年,Uber在美国推出了Uber X,用以测试用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随着Uber X运营,后台数据分析中心很快发现,用户开始急剧上升——低价能让更多用户享受到优质服务,促发了更大的市场需求,这意味着出行领域有着巨大的价格弹性。越来越多市场数据返回到Uber的数据分析中心,Uber的数据分析团队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用户的行为,以及在每一个价位释放的价格弹性,做出市场需求预测,实现动态定价,同时根据供给位置来智能匹配用户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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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Uber在中国也并不全部都是顺风顺水。中国各地对“专车”这项服务都存有争议。2015年4月30日,广州市工商、交通委与公安三部门联合行动,以“涉嫌非法经营”,对Uber广州分公司进行了调查,几天后,Uber成都分公司被调查。

卡兰尼克对于“争议”并不陌生。1998年从大学辍学后,他与6位好友创办了Scour.com网站(一个先于Napster的多媒体搜索引擎)。这家公司因为提供大量盗版电影和音乐而几乎被所有大型唱片公司及电影公司起诉过,被索赔总额高达2500亿美元。卡兰尼克曾说,这个数字大概等同于瑞典一年的GDP。2000年,Scour被好莱坞29家公司起诉侵犯版权,并索赔2.5亿美元。最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Scour.com支付了100万美元后宣告破产。

卡兰尼克在争议前一向坚持“原则性对抗”。去年11月,杂志《名利场》报道称,在卡兰尼克看来,这种拒绝谈判的姿态并非故意不配合,而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在核心原则上达成共识是妥协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就必须展开我所谓的‘原则性对抗’。”卡兰尼克在这篇报道中解释说,“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势必会激怒某些人。”

但在中国,卡兰尼克的态度柔和许多。2015年5月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大数据高峰论坛上发言时,卡兰尼克表现得十分合作,称“中国城市的领导人更关注城市的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水平和品质的提升及改善”。9月份的百度世界大会上,卡兰尼克在不满15分钟的演讲中8次提到“政府”一词,“政府关系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但在中国尤其重要。”

对于打车App这种新模式,政府的态度确实微妙复杂。在各地政府不断以约谈、突击检查乃至对司机罚款等方式对相关公司进行监管的同时,专车服务已在走向规范化。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许可。这是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滴滴快的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租车资质的公司。两天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从中央政府层面对专车运营做出了法律规范。“意见稿”中有关运营车辆性质变更、平台需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等条款引起了许多争议。

“不论是滴滴还是Uber,都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很不理解,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和中央倡导的共享经济完全是一致的”,吴伟强称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两家公司在和他接触时表达了类似情绪,“他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留出一个空间,这个市场他们坚决要做。”

Uber中国在不断变化的政府态度中寻找机会。5月19日,在义乌市政府宣布进行出租车行业改革之后,Uber中国团队负责人就前去当地运管局拜访,商谈合作事宜。在杭州,今年5月5日,该市市场监管局曾对Uber线下培训点进行执法检查。到10月16日,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国际博览会开幕当天,Uber的“摇橹船”服务成了官方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游客和市民可以在楼外楼码头通过Uber免费呼叫摇橹船,参与西博会特色亮点的“一键时光机”体验活动。当地政府公开表示:“本次体验活动创新性地引入了Uber Station拼船站。这是为了缩短乘客等船时间、优化乘客体验而建设的智能设施,是杭州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一部分,是面向未来城市建设的设计,也为西博会增加了最能代表当代杭州的互联网特色元素。”

11月9日,“意见稿”的公开意见征集正式结束,意味着政策进入最后的完善阶段。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的最终进展显示,在“网约车应纳入管理”的问题上,六成意见表示支持;还有七成意见认为“网约车平台管理可纳入新业态管理范畴”。

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柳甄在“意见稿”出来后表示:“新政的出台代表了政府愿意给专车一个发展的空间,开了一个口子。新政还是一个指导思想,具体的要看它怎么在地方落实。地方政府会充分考虑到这些有着上百万用户的打车平台,应该会做一个平衡。”

卡兰尼克多少理解了政府在这个国家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身体力行地与各地政府沟通。他见过每一个Uber进入城市的市长,展示给他们几个小时内的Uber行驶路线建构的城市地图。“他们看到一个新的交通网络建构方式,这令他们十分兴奋。”卡兰尼克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学习如何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

或许,这一切都和卡兰尼克决定整体调整公司形象有关。6月初,Uber成立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他在演讲中表现出少见的温和(6月同时也是Uber启动全球新一轮融资的开始)。“我知道我多少带给人Uber激进倡导者的感觉,我也知道某些人形容我是混蛋。首先我承认我和公司都不完美,像每个人一样都会犯错误,但是在Uber,我们满怀激情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巍的评价是:“如果Uber跟不上今天的中国市场,以后就没有任何机会再进来。如果它想做全球的平台,最不能放弃的就是中国市场,哪怕它放弃欧洲市场,也不能离开中国。”

卡兰尼克说,Uber在未来一年将进入中国100座城市,中国有可能成为超越美国的Uber第一大市场。

他喜欢把Uber比作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驾程。“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的速度不慢,开得还行,但前面有雾,你没法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于眼前,不知道哪里要拐弯,你只能盯着前面一小段路看。这或许会很紧张,但再怎么样我们也坚持到了今天。”

10月底,卡兰尼克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WSJ.D Live大会上说:“虽然Uber正在走向成熟,但是我们就像个初中生,还没有到参加毕业舞会的年纪。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读高中时,卡兰尼克擅长跳远和400米赛跑。他不是队里最快的那个,却是学校4×400米接力赛最后一棒的最佳选手。他的毕业纪念册中有一张照片:他用力向前冲刺,步子迈得很大,脸扭曲成一副努力拼搏的表情。

在中国,39岁的卡兰尼克依然需要努力向前冲刺。撰文/施钰涵 编辑/张娅、冯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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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游戏》:少年的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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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奢侈品来衡量,剧中人的目标是为了过上一种高级的生活

这部大结局对非粉丝的观众来说,始终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并认同几位主角的行为

《饥饿游戏》第三部的下集上映,为这个风靡全世界的电影系列画上了句号。将第三部分成上下两集,显然是出于商业考虑,出品公司狮门影业希望尽可能地攫取这个“IP”的商业价值,带来的问题就是稀释了第三部的剧情浓度,叙事进程拖沓累赘,客观上拉低了影片收尾的水准。

我不是《饥饿游戏》的粉丝,不过看前两部时仍得到了不少的愉悦,这缘于它提供了一个游戏化的社会模型,将一个极权国家的主要政治要素都提炼出来展示。比如说第二集中,菲利普·塞默尔·霍夫曼饰演的游戏设计师,对总统斯诺说了一席话,教他运用媒体来操控民众的思想,因为民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轻信灌输和洗脑,可以轻易地被引导来憎恨敌人。

这套电影及其原著能够吸引青少年的最主要原因,是设计出一场大型的真人秀,允许参赛者在限定的场景内合法地屠杀竞争对手,整个过程面向全国直播,这简直是《大逃杀》的升级版,而且把它变成一台综艺节目,是对眼下火爆全世界的各种电视真人秀的讽刺。

值得玩味的是节目观众所处的地位,越是底层的民众,比如第13区的选手和观众,对饥饿游戏是害怕和厌恶的,但越是在统治结构中占据了更高层位置的人,比如来自国会区的选手和观众,对游戏的参与往往更加主动积极。这个死亡游戏定期地筛选青少年参加,独裁者令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代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下层民众会加倍珍惜眼前的和平假象,而喜欢享受残忍杀戮刺激的高级阶层则会愈加认同并维护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影片所构筑的社会模型。

可惜的是,到了第三部上下集中,电影就演变为一派反抗另一派的武力斗争。但战争也好,行刺也罢,它失去了和任何别的革命电影的本质区别,丢失了“饥饿游戏”的核心趣味。在之前的游戏化设定之下,一切幼稚行为都是可以被原谅,因为我们可以给它找一个借口,游戏规则就是如此。但当叛军和保皇派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后,还让一个女孩带着弓箭在前线冲锋杀敌,以及所有糟糕的战术策略,都让观众再也无法忍受——政治和战争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饥饿游戏》是粉丝电影,在这一点上它和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并无区别。粉丝电影能够成功的关键是在特殊群体中建立一套自己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非粉丝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在《小时代》的拜金主义争议之外,它做到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让为数广大的即将迈入社会的青少年,接受了一套虚拟的社会规则的演练。《小时代》里有很多商战的情节,在成年人看来自然不值一哂,但不经世事的少年人就会非常投入和认真地看待。这批年龄集中在15至20岁之间的少年观众正处在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可社会并没有打算真正承认他们的阶段,他们加倍地渴望认可与尊重,迫切地希望参与到成人游戏中来,《小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幻想的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饥饿游戏》观众的心理机制和《小时代》是一样的。但一个颇为重要的区别是,《小时代》是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完成其世界观建构的,成功与失败,体面与落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奢侈品来衡量,剧中人的目标是为了过上一种高级的生活。《饥饿游戏》就完全建立在一个政治化的架构上,民主和独裁、宣传和反宣传成为影片的核心冲突。这种差异的出现,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当下的中国比美国更加推崇以消费水平来定义人的身份,文艺创作回避严肃的政治问题,尽力营造一个所有人都很安全的虚幻梦境。

《饥饿游戏》是近年流行的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的滥觞,《赐予者》《分歧者》《移动迷宫》之类层出不穷。这些影片除了高唱自由反抗独裁的主旋律外,还有一层弦外之音不可忽视,那就是青少年对家长权威的反抗。《饥饿游戏》中的总统斯诺,就是个典型的包办一切的老年家长。父权的压制永远是少年人眼中最直观的阻力和威胁。

但这部大结局对非粉丝的观众来说,始终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并认同几位主角的行为。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凯特尼斯用中国网络术语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圣母”,她总是没有原则地软弱和博爱,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叛军领袖人物。但并不像在《三体》中“圣母”毁灭了地球,凯特尼斯终究还是成功地推翻了独裁统治,这背后反映的可能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价值观了。

在技术上,大结局的一大问题是叙事节奏过于拖沓,前面的来回交战推进缓慢,冗长沉闷,到需要终结使命时又突然一蹴而就,显得过于儿戏。在最后所有该杀死的“坏人”都死掉后,影片竟然迟迟不肯结束,反复切入新的场景,却又并没有什么要说的。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天下底定后的凯特尼斯抱着她的孩子,沐浴在郊外灿烂的阳光下,幸福安宁。这个画面的含义清晰无比:只有成长,才是少年人的最终归宿。这是影片给它的粉丝的最重要讯息。撰文/骆晋(又名magasa。影评人,现主编电影杂志《虹膜》,曾在若干电影节上担任选片人和评委,包括第52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 编辑/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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